
此图无款题,但从钤印推测,或是八大山人中晚期作品。画面构图与上海博物馆藏《花鸟图》四条屏中的《葡萄》非常接近,都是对角线构图,而以葡萄藤蔓作为贯穿上下空间的“画眼”。画面右下角的一块大石,似方似圆,以浓墨皴擦,仅有一角与地面相接,显得摇摇欲坠。而大石左侧的葡萄藤似乎将其轻轻抵住,视觉上进一步增强了葡萄藤的视觉张力,仿佛韧如钢铁一般。葡萄叶以淡墨画出,浓墨以示叶脉。葡萄则不以墨点,而用墨线勾勒,掩映在山石与叶片之下。 徐渭与八大山人,是明清时期大写意绘画的代表人物,但二人无论是笔墨韵味还是精神特质上,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。徐渭深受晚明浪漫主义思潮影响,将个人性情外化到书画作品之中,因此,徐渭作品畅快恣肆,其整体面貌是“外放”的,尤其注重“墨法”,即水墨效果的综合表现力;八大山人一方面身处清初变革的社会环境,另一方面也受佛道思想影响,因此相较于徐渭而言,八大山人的整体面貌是“内收”的,尽管不乏泼辣用笔,但他显然更关注“笔法”,即线条自身的质量。 从这一角度来说,徐渭的书画全然出乎本心,因此徐渭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之后,其艺术的精神属性几乎是无法复制的,因此无论吴昌硕还是齐白石,尽管对徐渭颇为推崇,但很难说除笔墨形式外,在精神性上向徐渭靠拢。相比之下,八大山人的笔墨趣味更具备可师学性,因此其画风也更容易被传播并转化,尽管吴昌硕、齐白石等人最终都具备了独立的艺术风格面貌,但对于八大山人在技术、精神等维度的全面学习,是显而易见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