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尚功

绍兴 · 蜀中

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成书（自序署"绍兴二十一年元日"），已著录薛氏二书：于《锺鼎款识》条称"右皇朝薛尚功编。《考古》《博图》之类，然尤为详备"（本朝薛尚功所编，近于《考古》《博图》一类，但尤为详备）。二书行世不逾十年而入蜀中藏书目，可见流通之速。《郡斋读书志》流传有初本、衢本之别，此处引文据今本全文。

嘉熙

薛尚功手书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真迹（写本，二十卷）至此已有题记："外孙朝请郎新知临江军事杨伯嵒，拜观于廿四叔外翁书室"（外孙、朝请郎、新任临江军事杨伯嵒，在廿四叔外祖父书室拜观。题记原文据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；都穆《寓意编》引作"杨伯岳"，见存疑脚注6）。此为手写本南宋递藏的唯一直接纪年。

嘉熙

约在1259年前后，周密（弁阳老人）自其外舅泳斋书房得到此手写本。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著录题记作"后二十年，弁阳周密得之外舅泳斋书房"（二十年后，弁阳周密从岳父泳斋书房得到它），"后二十年"系约数，由1239年逆推约在1259年前后。

江州

宋亡后，江州公库刻石原石不存。现存宋拓俱为原石早拓：今可知见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卷十八整卷、上海图书馆藏残叶集、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卷十七整卷及残叶集、黄丕烈旧藏十二卷（卷七至十六、十九、二十）私家本（中华书局2021年《宋刻宋拓〈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〉辑存》汇辑）。"宋亡之后原石就已不存"为《辑存》出版综述的结论，属现代调查综理之说，详细证据待考。

至正 · 吴中、武林

薛氏手写本上元人题跋最集中的纪年。十二月甲子，鉴书博士柯九思跋于吴氏逊学斋，称集金石之录者虽多，"尚功所编尤为精诣，况其墨迹乎"（薛尚功所编的尤为精深，何况是他的墨迹呢），又说自己旧在山阴钱德平家多次阅看，"诚奇书也"（真是奇书）。同年后五月廿二日，斡玉伦徒跋于武林驿，说他读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常叹其博，及见谢长源所收尚功写本，"乃知金石刻仅得其半，而写本字画为精"（才知道金石刻本仅得其中一半，而写本的字画更精。两跋并据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）。又，赵孟頫曾鉴定此本，题跋年代无考，当在柯九思、张雨诸跋之前。

至正 · 中吴

巴延布哈以小篆署观款，番阳周伯温（伯琦）以正篆署观款于"中吴寓舍"；此前张天雨（张雨）已跋，称钱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款识文凡二十卷，"较其器之墨迹，笔精墨妙过之，又集讨论有出于《博古》《考古》诸书之外"（与原器墨迹相较，笔精墨妙有过之，所集讨论又多有出于《博古》《考古》诸书之外者）。姑苏王行亦有观款。（据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）

成化 · 吴郡

薛氏手写本归吴中巨室沈雄仲（名洪元，号万三之后，善草隶）。九月其家失火，"书画多付煨烬，唯此帖及欧、褚、赵模书数卷独存"（书画大多焚毁，只有此帖及欧、褚、赵模书数卷独存）。都穆馆于沈氏亲见之，为识云："明古复有薛尚功摹钟鼎款识真迹二十卷"（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引都穆识）。

万历

万岳山人木刻朱印本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行世，为该书第一个传世木刻本系统之始（孙启灿2022、徐中舒1930所梳理版本系统中最早者）。"万岳山人"其人名里无考。

崇祯

朱谋垔（字隐之，号八桂）于崇祯庚午年（1630）"重赀购得"（以重金购得）薛尚功手书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真迹，"不欲私为己宝"（不愿私自独占为宝），于崇祯六年（1633）在其"一一指授"（逐一指点传授）下由子侄辈摹写刊刻行世，即"朱刻本"；手写本上杨伯嵒以下诸家题跋手迹依原貌摹印，为朱刻本独有（朱谋垔自序，转引自孙启灿2022）。在诸木刻本中，朱刻本被后世公认为最接近薛氏原貌者。朱刻本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二十卷于此刊成。

北京

约乾隆间（约1782），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二十卷收入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（经部小学类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评其笺释名义、考据尤精，"盖尚功嗜古好奇，又深通篆籀之学，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，颇有订讹刊误之功，非钞撮蹈袭者比也"（大抵薛尚功嗜古好奇，又深通篆籀之学，能集诸家所长而比较其异同，颇有订正讹误之功，不是抄袭拼凑者可比）；同时指出"其中如十六卷中载《比干墓铜盘铭》之类，未免真伪杂糅"（如十六卷所载《比干墓铜盘铭》之类，未免真伪混杂。提要原文转引自孙启灿2022、《四库大辞典》）。

嘉庆 · 扬州、兰陵

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阮元刻本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行世；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，孙星衍平津馆临宋写本刊成——后者将薛氏手写本上元明人题跋印信一并摹写印出（孙启灿 2022）。

光绪 · 江宁

刘世珩玉海堂刻本（刊孙星衍辑本）行世。刊刻年份两说并存：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，据孙启灿2022）与光绪三十三年（据徐中舒1930年跋所梳理），见存疑脚注7。

吴门

黄丕烈旧藏宋石本十二卷（六册）递藏有绪：自明以来迭经罗氏、常熟归氏、陶珠琳五柳居、黄丕烈士礼居、汪氏艺芸书舍、程文荣茹古楼递藏；黄丕烈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得之，朱笔题跋称"此诚希世之宝，岂可以残帙忽视乎"（这实在是稀世之宝，怎能因是残帙而轻视呢）；卷二十卷尾另有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叶志诜朱笔观款。（据展品撷英与《辑存》出版综述）

薛氏手写本在朱刻印行后仍传世，先后经海宁马思赞、桐溪汪森、范氏天一阁收藏，此后亡佚不见（李玉奇《〈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〉薛尚功手写本及其刊本考》，2000，转引自孙启灿2022）。亡佚的具体时地无考，此系后人研究推断（见存疑脚注7）。孙星衍平津馆本序言称薛氏手书上"多元明人印章"，其临写本摹出柯九思、谢泌、沈洪元诸印，为朱刻本所无。

北京

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内阁大库档案，发现宋石本《款识》残叶；1930年徐中舒作《宋拓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残叶跋》，指出"薛书墨拓，在明初已难得完本"（薛书墨拓本在明初已难得完本），并梳理万历万岳山人本、崇祯朱谋垔本、光绪玉海堂本诸刻异同；1931年又经赵万里之介购得石本残卷十六叶，与前得残叶共十九叶（一记"残叶十纸"），影印一百本流传。徐氏再跋指出宋石本独有的证据："卷十四中有一行云：钱唐薛尚功编次，并释音。此一行亦刻本所无……敬字皆避宋讳缺笔"（卷十四有一行题"钱唐薛尚功编次并释音"，这一行为刻本所无……"敬"字都避宋讳缺笔。徐中舒两跋，转引自《辑存》出版综述）。

海城

于省吾以自藏朱刻本为基础，"博采众本之长，择诸本之佳者"影印出版《景朱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，时人评"此本之可贵自不待言矣"（《图书季刊》1935年），至今被公认为最佳通行影印本；此后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《浙江文丛》点校本等均据此或参据此本。（据孙启灿2022）

北京

2019年，黄丕烈旧藏宋拓石本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》十二卷（纸本，29.7×14.5厘米）现身拍卖，成交价3852.5万元（《艺术品鉴》著录）；2021年9月，中华书局出版《宋刻宋拓〈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〉辑存》（八开精装全二册），汇辑现存宋本十四整卷及残叶集两种——社科院考古所藏卷十八、上海图书馆藏残叶集、台湾史语所藏卷十七及残叶集、黄丕烈旧藏十二卷（卷七至十六、十九、二十），并附徐中舒、容庚、王世民、李宗焜、高岩等研究论文六篇、"石本五种汇校"及"石本与木刻本、抄本器名顺序之比较"。现存宋拓至此"搜罗殆尽"（《辑存》出版小记）。